大久保利通(日文名:おおくぼ としみち,1830年9月26日—1878年5月14日),男,幼名正助,号甲东,后改名利通,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下加治屋町,政治家,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号称“东洋的俾斯麦”。日本的学术界把他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并称为“维新三杰”。
少年时,大久保利通接受武士教育,因体弱专注学业,17岁入藩政府任记录所书役助,后因藩内派系斗争受父亲牵连革职,期间组建“精忠组”积累政治势力。岛津齐彬任萨摩藩主后其复职,参与藩内改革,后通过接近岛津久光重返权力核心,成为藩政实权派。19世纪60年代,他介入国政,先推行“公武合体”策略,萨英之战后转变为开国论者,主导萨摩与长州结盟形成倒幕核心力量,1868年,大久保利通参与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建立新政府并平定幕府反扑。明治政府时期,他以“造作之才”推动核心改革,主导迁都东京、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确立中央集权体制;1871年,大久保利通随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确立以德国为效仿模板的发展路径。1873年,大久保利通击败“征韩论”派后,任内务卿掌控内政大权,推进殖产兴业、地税改革,镇压佐贺叛乱及1877年西南战争。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终年49岁。其死后被追赠为右大臣、正二位,并举行了国葬,葬于东京青山墓地。
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方案分三阶段推进。第一阶段“开明专制”,建立改革派掌控的高效集权体制,以萨长官僚为核心主导政权,限制民众部分自由,同时保障财产、迁徙等资本主义发展必需的基本人权,为近代化奠基。第二阶段是民办工业化,以“殖产兴业”为核心,通过扶持、诱导等手段推动民办实体发展,视其为近代化关键。第三阶段是政治民主化。设立元老院、地方官会议等作为议会雏形。该方案成效显著,助力日本在1868-1889年间基本完成政治与经济近代化。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1830年,大久保利通出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县城下加治屋町下级武士大久保利世家中。下加治町位于甲突河东岸,其号“甲东”源于此。少年时代,大久保利通接受正统武士教育,习文弄武。因患胃病,身体较弱,武术成绩不佳,遂专注学业,读书和辩论表现突出。17岁时,被藩政府录用,任藩记录所书役助,开启仕途。
大久保利通少年时代,日本幕藩体制腐朽,社会动荡,外国殖民势力觊觎。萨摩藩内开明派与保守派斗争激化,保守派藩主岛津齐兴镇压支持岛津齐彬的开明派,大久保利通父亲利世被流放鬼界岛,20岁的大久保利通受牵连革职。其家庭失去生活来源,他作为长子承担养家重担,一度靠借贷维生。期间,他专心读书,与西乡隆盛、吉井友实等议论国事,抨击时弊,周围聚集不满现状的下级武士,形成“精忠组”,后发展为影响日本社会的政治集团。这段生活锻炼了他的性格,使其认识到掌握政权的重要性,开始迈向政治舞台。
迈向政坛
大久保利通处于困境时,遇名主岛津齐彬。岛津齐彬为开明派代表,获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支持。阿部正弘为幕府开明派,已知西方列强将踏足日本,亦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结局,幕府难以应付未来局面,遂寻求强藩支持,任命岛津齐彬为萨摩藩藩主。1851年初,岛津齐彬就任萨摩藩第28代藩主。精忠组重新活跃,1853年5月,大久保利通解除处分,恢复记录所书役助职务。同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4艘军舰至日本要求开关,西方列强陆续叩关,日本面临历史转折点。
大久保利通与精忠组拥护并参与齐彬改革。1857年,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同时升任御徒目付,在基层任官吏,受齐彬思想影响,参与藩内改革,积累政治经验,为日后领导明治维新奠定基础。1858年6月,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猝死,保守派井伊直弼继任后镇压开明派。1859年,岛津齐彬病逝,其弟岛津久光之子继位藩主,保守派卷土重来,缩小改革范围,解散海军,取消留学生派遣计划,改革倒退。
精忠组志士计划脱离藩籍袭击幕府首脑,大久保利通为精忠组首领之一,反对过激行动,主张依托藩首脑权力推动全藩运作,决定争取岛津久光支持。大久保利通得知久光喜好围棋,其对手为吉祥寺院住持乘原(精忠组成员税所笃胞兄),遂到吉祥院学围棋,寻找接近机会。大久保利通借转交久光想看的《古史传》,夹带时事建议信,获久光重视。
1859年9月,岛津久光成为藩主监护人,掌握藩政大权。久光根基不牢,有意借助精忠组力量,大久保利通透露精忠组激进计划施压,久光接受其建议。11月,久光以藩主名义致信精忠组,承认其活动正义性,精忠组取消激进计划,效忠久光父子。精忠组在政治上作用渐增。久保视大久保利通为得力助手,1860年3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勘定方小头格,次年升任御小纳户,进入藩政中枢,成为实权派。大久保利通32岁时获左右藩政地位,此后17年直至去世,始终处于藩及全国政权核心地位。
介入国政
大久保利通进入藩政中枢时,日本内外矛盾激化。幕府老中接连遇刺,政治威信下降,试图借天皇氏缓和下层不满,效果相反。下级武士为主的爱国志士反对幕府对外妥协,主张攘夷,掀起“尊王攘夷”运动,京都朝廷地位上升,成为政治势力聚合点。国内攘夷运动兴起,幕府无力应对,外国列强拟对日宣战,日本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大久保利通认为列强强硬源于日本统治混乱、国力衰弱,需先解决政治体制问题,久光表示同意,制定“公武合体”策略,计划介入幕府与朝廷之间,借朝廷迫使幕府改革,实现开国设想。久光派大久保利通赴京都准备,争取朝廷认同,此次为大久保利通首次接触政界,介入国政的开始。
1862年初,大久保利通到平安京会见近卫忠房,转达久光三项计划,近卫忠房以引发内乱为由拒绝转达。3月,岛津久光率3000精兵进入京都,幕府与朝廷默认,孝明天皇支持公武合体论。萨摩藩在京都实施公武合体计划,大久保利通游说朝廷和幕府官员。5月,大久保利通拜访岩仓具视,岩仓表示支持并说服天皇氏下达“三事策”敕令。大久保利通护送敕使将敕令送江户城,朝廷首次在雄藩武力胁迫下向幕府下达命令。幕府得知敕令为萨摩藩强压发布,拒绝执行。大久保利通让敕使转告幕府老中,不接受则杀之,板仓老中接受敕令,任命德川庆喜、松平庆永任职,萨摩藩初步控制幕府。但幕府保守派仍占主导,改革流于形式。
公武合体运动未改造幕藩体制,暴露幕府保守软弱,其他雄藩掀起尊王攘夷高潮。尊攘派公卿流放公武合体派,岩仓具视隐居,萨摩藩失去朝廷信任,被禁止守卫皇宫。久光等人返回萨摩,京都成为尊攘派势力范围。尊攘派逼迫幕府实行攘夷,幕府答应1863年5月10日攘夷,长州藩炮击美国船只,攘夷运动达顶峰。1863年6月,孝明天皇恐惧攘夷运动,密召岛津久光上京,大久保利通劝久光推迟一个月出兵,视敕令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公武合体运动未达预期,但大久保利通展现政治才华,开始介入国政并名扬日本。
养精蓄锐
1863年6月,英国代理公使尼尔率一艘旗舰和7艘护卫舰从横滨港出发,到达萨摩鹿儿岛湾,萨摩方面决意开战。大久保利通亲自指挥全面备战,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参加实际战斗。7月2日,大久保利通下令炮台开火,英军也立刻还击。然而,英军全部是新式战舰,炮弹发射快,很快压制住了萨军火力,萨摩方面损失惨重。武士们体验了西洋文明的先进,以往那种排外心理被一扫而光。大久保利通比起其他人更有体会。大久保利通才领会了岛津齐彬倡导的开国论的真谛。此后,大久保利通的对外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公武合体论者逐渐转变成开国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萨英之战结束后,大久保利通谋求与英国缓和关系。英国人在萨英之战中虽重创萨摩藩,但也认识到萨摩藩具有相当的实力。这次交涉当中,英国人看到萨摩方面有诚意开国,因此,英国人开始考虑抛弃江户幕府转而支持雄藩。由于萨摩藩英勇抗英,因而在国内的地位骤然提高。相反,京都的尊王攘夷派势力却日益衰落。孝明天皇属保守派,主张攘夷,但反对倒幕,倾向公武合体论。因此,尊攘派根基不牢固。尊攘派内部也发生分化,土佐藩的公武合体派重掌藩政,脱离尊攘队伍。萨摩藩联合担任京都护卫的会津藩兵,在8月将三条实美等尊攘派公卿流放,京都尊攘派势力遭到打击,这就是“文久政变”。
文久政变后,萨摩藩得以重返京都左右政局。大久保利通并不是甘于安心等待之人,萨英之战的教训告诉他加强军备的重要性。大久保利通决定回萨摩推进富国强兵工作。这样,留守平安京的负责人又成了问题。在人选上大久保利通想到了西乡隆盛。西乡县在下级武士中享有威望,1864年3月,西乡回到萨摩,负责管理军队事务。西乡回藩后,立即被派往京都接替大久保寿利通。大久保利通回到故乡,致力于萨摩藩的富国强兵。
大久保利通在萨摩重点加强军事力量,从英国人那里购买军舰,训练海军。派萨摩藩士去胜海舟创办的神户海军操练所学习。关注枪炮性能的提高。大久保利通用了从师范家族中,以及门内弟子中选择优秀人才,派往江户城等地学习。此后,从事旧式枪炮的人中也有进入村田式步枪门下的。这样处理,既避免了矛盾,又促进了萨藩军备水平的提高。此后,村田及其弟子们进一步改良技术,造出了明治时代陆军的常备步枪——“村田枪”。
雄藩联合
在文久政变中失利的长州藩尊王攘夷派,休整了一段时期后重新逼进京都。1864年7月,长州军冲入京都,正在京都的西乡隆盛指挥萨摩藩兵与会津藩兵联合,打败了长州军,这就是“禁门之变”。几天后,天皇氏以攻击皇宫禁地为由发布了征讨长州藩的敕令。8月,英国、法国、荷兰、美国4国组成联合舰队,共有7艘军舰,288门大炮和5000多人的军队,攻击长州的下关,以报复前一年长州藩在下关炮击外国船只。此役重创长州藩。
萨摩藩参加了第一次征长,西乡隆盛任讨伐军参谋。大久保利通与西乡在征长问题上事先已经确立了原则,即避免流血冲突。大久保利通和西乡有意识地贯彻雄藩联合的思想,自然在处分长州藩时留有分寸。西乡利用长州藩内部的分裂,借归顺派之手降服了长州藩。他软禁了长州藩主父子,将参与禁门之变的3个家老、4个参谋处以死罪,将文久政变时流亡到长州的三条实美等5位公卿转移到筑前藩。第一次征长以温和的方式结束了。这个结局令幕府大为不满,幕府的本意是要严惩长州藩来恢复自己的威望。由于在征长问题上萨摩对幕府的抵抗,幕萨关系从此走向恶化。
在江户的幕府首脑们看到长州藩在征长中屈服,认为这是恢复幕府威望的好机会,命令将长州藩主父子和三条实美等5位公卿送往江户,以彻底控制长州藩。大久保利通反对这种做法,他已经确立了雄藩联合的目标,而长州藩是他首选对象。如果此时幕府得逞,那么长州将受制于幕府,雄藩联合也难以实现。久保桃利通决定亲自前往平安京,阻止幕府的攻势。1865年2月,大久保利通到达京都,投入宫廷的说服工作,结果很快便收到成效。与大久保利通到达京都的同时,幕府为控制京都的防务,派本庄宗秀和阿部正外两位老中率3000军队和用于收买公卿的30万两白银也到达京都。大久保利通立刻向二条关白等朝廷公卿指出了二老中的不良用意。二老中马上被召到宫中,二条关白质问他们上京的目的。本庄老中率兵前往大阪,阿部老中也领军回到江户城。这样一来,久保桃利通成了从幕府的阴谋中拯救朝廷的功臣,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第一次征长结束后,长州藩政局发生了变化,高彬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武力夺取藩政,并在藩内推行富国强兵。新的藩政府公开对抗幕府。幕府准备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为阻止幕府征长,大久保利通又先后两次上京。然而,这一次将军还是得到了征讨长州的敕令。由于大久保利通阻挠幕府征长,激怒了幕府,幕萨关系彻底断绝了。与幕府关系彻底破裂后,大久保佳代子利通全力进行雄藩联合的活动,于是,萨长联盟被提到了日程。大久保利通有意让坂本为两藩搭桥。最终使两藩消除了隔阂,关系逐渐密切。1866年初,木户孝允到京都与西乡隆盛达成6条密约,约定萨长联盟,共同倒幕。雄藩联合的主张终于以萨长联盟的形式实现了。
萨长同盟的建立,对幕府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但幕府仍然顽固挣扎。为了第二次征长争取萨摩出兵,幕府老中板仓找到大久保利通协商,大久保利通以“出师无名”和“幕长私斗”为由拒绝出兵。6月,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长州藩早有准备,屡败幕府军。7月,战事不利的消息传到江户城,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气病交加而死,德川庆喜继任第15代将军。8月庆喜宣布休战。
武力倒幕
萨长联盟建立后,大久保利通关注平安京朝廷。大久保利通判断,倒幕时能助其成事的是岩仓具视。公武合体运动时,两人结下友谊。岩仓具视是朝廷开明派代表,隐居时写《全国合同策》,提出国家统一构想。1866年底,孝明天皇去世,明治天皇继位。次年3月,岩仓具视解除处分回朝廷,与大久保利通联系紧密,扩大在朝廷中的影响,倒幕时机成熟。
大久保利通筹划倒幕准备工作。萨长两藩达成倒幕和王政复古协议。6月,西乡、大久保利通与土佐藩签订萨土盟约,决定实现“诸侯会议,人民共和”。在盟约问题上大久保利通策略现实。土佐藩主张和平交权,大久保利通做两手准备,能和平交权则省武力冲突,幕府拒绝则协同长州征讨。此后,大久保利通争取芸藩加盟。8月,大久保利通前往长州,说服藩主签订出兵协定。10月,大久保利通等人与岩仓具视秘密制定倒幕计划,准备倒幕联军旗帜。岩仓具视从天皇氏手中得到“讨幕密敕”。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得知消息,同意“大政奉还”,仅为形式,权力未移交,天皇取消讨幕密敕。
形势危急。大久保利通与长州商定集结军队于平安京。大久保利通说服公卿,岩仓具视做天皇工作。11月22日,萨摩藩主岛津茂久率3000精兵开进京都,长州、芸州等藩军队汇集。12月5日,大久保利通与岩仓市商定宫廷政变计划,12月9日发动政变,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成立王政复古政府,武家政治制度灭亡。大久保利通、西乡等任新政府参与,大久保利通38岁,由藩士变为中央政府高级官僚。
德川庆喜退守大阪反扑,称京都政府非法。新政府内部出现倒退倾向,部分旧公卿和诸侯批评政变。大久保利通与西乡商议,施计让江户城方面挑起战端。西乡让萨摩武士在江户作乱,庆喜下令烧毁萨摩官邸。1868年1月25日,德川庆喜率15000幕府军进逼京都。大久保利通上书天皇氏要求讨伐,天皇应允。27日,政府军与幕府军在伏见、鸟羽激战3天,政府军以少胜多大败幕府军,庆喜逃回江户,旧幕府军瓦解,新政府颁布追讨命令。
伏见、鸟羽战役胜利,提高武力倒幕派声誉。新政府实权掌握在西南雄藩武力倒幕派手中,得到大商人和百姓支持。此后,大久保利通投入内政改革,领导明治维新。
造作之才
明治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大久保利通任最高决策机关总裁局顾问,领导制定改革方案,发挥“造作之才”。“造作之才”是西乡隆盛对大久保利通的评价,西乡认为自己擅长建造房屋,大久保利通擅长房屋建成后的装修。明治政府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是迁都。明治天皇元年初,大久保利通主张迁都大阪。大久保利通认为要使天皇氏成为绝对权力君主,需打破旧制,让天皇脱离平安京的旧公卿和诸侯,给天下人以天皇亲临国政的感觉,提议遭公卿和诸侯反对而被否决。1868年5月3日,江户城和平开城,政局不稳定,旧势力活动,威胁新生政权和关东地区,迁都问题重提。大久保利通同意木户孝允等迁都江户的主张。6月,大久保利通到江户做迁都准备,设置管辖东日本的镇政府和管理江户的东京,任镇政府参与,负责全面工作。经费、与外国交涉、旧幕府官员待遇等问题及保守派、神道家反对,均未影响大久保利通。神道家向天皇氏进言迁都则神宫鸟居会倒,反对东行。
9月,旧幕府海军将领榎本武扬率8艘军舰叛逃,在北海道建“虾夷共和国”,威胁新政权。大久保利通赴京说服天皇东行,天皇同意迁都。10月26日,天皇到江户,次日改称东京。迁都使新政府扼制关东地区,天皇远离平安京保守势力,巩固新兴政权。迁都后,明治政府力量薄弱,中央掌握土地少,大部分土地在藩主手中,财政困难,无自己军队,强藩各自为政。明治政府推行“版籍奉还”,剥夺藩主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交政府后由天皇氏重新授权。大久保利通领导此事,决定强藩联合申请奉还。1870年2月,大久保利通以萨摩藩代表身份与长州、土佐、肥前藩达成一致,联名申请奉还版籍,其他藩效仿。天皇接受申请,任命藩主为藩知事,藩主由封建领主变为中央管辖的地方行政官,藩独立性被初步剥夺。
版籍奉还后,藩主权力未减,明治政府压力未轻。大久保推进中央政府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制。明治初年,民部、大藏两省合并,权力膨胀凌驾太政官,不利中央集权。大久保利通不顾长州藩阀反对,主张两省分离并获通过。1870年7月,两省独立,大久保利通任民部首脑。大久保利通推进中央集权时,遇藩阀阻力,地方藩知事拥兵自重,中央藩士官僚忠诚矛盾,地方藩发行恶币致金融混乱,毛利敬亲、岛津久光、西乡隆盛等实力人物不入仕中央,西乡在鹿儿岛县练兵万余人,对政府构成压力。
大久保利通决定争取萨长两藩合作及西乡隆盛支持。西乡从道自欧洲留学归,向大久保利通描述海外形势,提及奥托·冯·俾斯麦做法。大久保利通托其劝西乡,又与木户孝允交换意见,两人和好。西乡县同意支持改革,将手下多数士兵交中央为亲兵,中央实力大增,解除地方军事威胁。1871年1月,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西乡、木户幸一等协商全面改革。随后,三人赴土佐藩争取坂垣退助加入中央,坂垣同意。2月,政府向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召亲兵,6月共一万军队纳入政府。期间木户孝允迟疑不肯出兵,大久保利通说服其到东京。大久保利通与西乡提议拥立木户为参议,参议设木户、西乡两人,大久保利通任大藏卿,任命大隈重信为大藏大辅。
经改革,中央集权体制初步确立,统治力量增强。7月初,大久保利通向岩仓具视建议废藩。7月14日,天皇氏召集藩知事,宣布废藩置县,261个藩被废,设3府302个县,日本成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步入近代社会。废藩置县后,大久保利通改革官制。7月27日,取消民部省,所辖三司移至大藏省,大久保利通权限扩大。大久保利通更新大藏省人事,按才能选任,大辅井上馨、少辅津田出等,萨摩藩仅松方正义在内,大藏省成为日本近代官僚先驱,在改革中居中心地位。大久保利通将封建日本初步改造成近代化资本主义国家。
出访欧美
1871年11月,岩仓具视任全权大使,率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政府高级官僚组成使节团出访欧美。出发前,明治政府设“留守内阁”,以三条实美、西乡隆盛等人组成,岩仓、大久保利通制定11条信约约束西乡隆盛。国内事务繁多,要求大久保利通留下的呼声高,大久保利通坚持出访,意图考察西方典章制度和发展现状,寻找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法。
使节团从美国出发,历访英、法、比、荷、德、俄、意及东欧、北欧国家,历时一年半。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现实让使节团开阔视野,大久保利通确定以德国、俄罗斯为日本模范。在德国,奥托·冯·俾斯麦首相接见使节团,讲述普鲁士王国发展历史,大久保利通在给西乡的信中称德意志帝国的现实为日本未来方向,主张以德国为榜样,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归国后,大久保利通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
大久保利通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遭遇“征韩论”阻力。使节团出访期间,留守政府未遵守信约,改革打击旧士族,引发旧士族不满及暴动,国内矛盾激化。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要求征伐朝鲜,缓解不满情绪。大久保利通提前归国,察觉国内政治紧张。大藏省因财政紧缩政策遭其他各省攻击,井上馨辞职,大久保利通与西乡意见不合,关系疏远。
9月,岩仓具视回国,与大久保利通联合反对“征韩论”。10月14日内阁会议讨论征韩问题,反对派提出7条反对意见,主张内治优先,认为日本不具备征韩条件;西乡派主张派大使谈判,破裂则出兵,双方僵持。三条实美裁定西乡主张,大久保利通提出辞呈。17日,西乡上奏天皇,三条实美提议延期再议。18日,三条实美病倒,大久保利通说服天皇氏任命岩仓具视代理太政大臣。23日,岩仓上奏反对向朝鲜派遣使节,获天皇认可。西乡与其他参议提出辞呈,大久保利通主张立刻受理,西乡的武官、近卫兵军官随之辞职,多数返回鹿儿岛县。西乡失败,大久保利通排除障碍,开启大久保时代。
大久保时代
西乡隆盛下野回乡后,大久保利通成为明治政府的顶梁柱。大久保利通效仿奥托·冯·俾斯麦实行铁腕政策。1873年11月,中央成立内务省,大久保利通任第一任内务卿。内务卿下辖劝业厅、警务厅、户籍厅、邮政厅、地理厅,此外有测量司、记录科、总务科。内务省直接对天皇氏负责,因此地位高于其他省卿,成为实际上的首相。在各厅中,劝业厅和警务厅为一等厅,说明内务省的主要任务是劝业厅主管殖产兴业,警务厅则是全国警察的中枢机关。大久保利通掌握了全国的内政大权,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进日本的近代化。
1874年2月,佐贺藩的江藤新平等举兵叛乱。大久保利通担心叛乱会波及其他地区,亲自带兵赶往九州,安排部署,很快镇压了叛乱。大久保利通立刻处江藤新平等首领死刑。这一举动威震全国不满士族,大久保利通被人们称为“冷血”。镇压佐贺叛乱后,大久保利通又投入内政改革。1875年4月,颁布未来确立立宪政体诏书;6月,召开地方官会议;7月,开设元老院;8月,地税改革全面开展,大久保利通亲自兼任地税改革事务局总裁。内务省自身带头推进维新,经营示范产业。其中有三田农场、香取育种场、千住制绒所和新田纺织所。为展示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召开了日本第一届劝业博览会,大久保利通亲自主持并任大会总裁。
就在大久保利通领导明治维新发展之际,1877年2月,“西南战争”爆发。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县后,受到士族们的欢迎。西乡县在鹿儿岛创办了私学,实际是军事组织。学校宣传武士道精神,培养了众多的官兵。他们依然维持过去的旧制,完全不听中央政府命令。西乡势力不断壮大,连鹿儿岛县令也对他俯首听命,鹿儿岛成了西乡的独立王国,全国的士族都在注目着西乡的动向。鹿儿岛成了大久保利通的一块最大心病,他下决心拔除这颗毒瘤,大久保利通派出密探潜入鹿儿岛侦察好地形,并进行离间活动。1877年初,西乡私学校的学生占领了当地政府的火药库,从而引发了国内战争。西乡被推为总指挥,各地士族纷纷投靠他,一时间西乡县军达到4万之众。明治政府调集6万兵力,经过几个月才将叛乱镇压。9月西乡兵败自杀。西南战争结束后,明治政府消除了封建武士的威胁,中央集权得以完成和巩固。
遇刺身亡
1878年5月14日早晨,大久保利通出席地方官会议,福岛县县令山吉盛典向大久保利通报告了福岛县的情况,并提出辞去县令职务。大久保利通劝山吉要树立信心不要辞职,他说:“维新以来已经经历了10年的风霜,直到去年,兵马骚扰不断,不肖利通有辱内务卿一职,未尽丝毫义务。今事态渐息,故此时应努力贯彻维新。贯彻维新需立志30年,若分为三段,则明治元年至10年为第一段,此间兵事甚多,为创业期;11年开始至20年为第二段,此乃最重要时期,应完善内治,发展产业,不肖利通决心全力为内务负责;21年至30年为第三段,这阶段为守业期,寄期望于后来贤者继承光大。”
这天上午,大久保利通到太政官去办公的路上,他乘坐的马车突然遭到石川县岛田一郎等六名征韩党士族的袭击,大久保利通当即身亡,时年49岁。1878年5月的《简略丧葬记录》(现藏于日本国家档案馆)记载了大久保利通所受的伤势,包括“头部前部割伤、头部右侧割伤、颅骨被割断、头部后部割伤、左侧颈部穿透伤、颈部右侧割伤、鼻部右侧割伤、左侧下颌割伤、右肩胛骨穿透伤、右臂割伤、右手背割伤、左臂割伤、左手背割伤、右侧腰部割伤以及左膝内侧割伤”。这些数不胜数的伤口表明凶手对大久保怀有强烈的仇恨,并意图将其杀害。
个人生活
大久保利通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利世是典型的下级武士,他擅长阳明学、禅学,通晓历史,闲暇时常常给儿子讲历史故事。利世喜好结交朋友,尤其是那些身份低于武士的普通市民和农民。大久保利通承袭了父亲的这种风格。另外,对大久保利通儿时影响最深的是他的外祖父皆吉凤德。皆吉凤德是个医生,精通洋学,在当地名望极高。他了解海外世界,深知航海业的重要性。他和朋友建造了日本最早的西式帆船,取名“伊吕波丸”。后来献给藩主,用于海上航行。外祖父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开明进步的性格,使大久保利通自幼受到熏陶,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1857年,大久保利通与满寿子结婚。
主要政治作为
大久保的近代化方案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开明专制”,也就是建立一个由改革派控制的,以近代化为目的,高效、集权的体制。大久保认为这是一切近代化工作得以展开的前提。大久保体制的专制性表现在参政权为以他为首的萨长官僚掌握,而且,民众的新闻与结社自由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开明性表现在他的政权以近代化、而不以争夺权利为目的,一切依近代化的需要为转移。所以,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必需的基本人权,如财产处理自由、迁徙自由、就业自由等,均予以充分的法律保证。第二步是民办工业化,他认为这是近代化的核心,其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确认识到,只有民富,只有象西方那样发展民办实体,国家经济才能旺盛发展。所以,他的一切工作均以“殖产,兴业”为转移,鼓励、诱导,重金扶持民办实业的发展、并为私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第三步是政治民主化。大久保认为民主化是日本近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他从不认为政治民主化是一切近代化工作的先决条件。相反,他认为“开明专制”是近代化的前提,而民办工业化是近代化的核心,而民主化,无论就其重要性还是紧迫性,均远后于经济近代化。
但是,大久保在“开明专制”的体制建立之后,在全力从事经济近代化活动的同时,也为未来的民主政治化做了些准备,拟订一个初步方案。诸如将来应行君主立宪制,应该先从完善地方自治做起等等。因而,在他短暂的任期内,设立了元老院以及地方官会议,以作为将来上、下两院的蓝本。1878年,又试行地方自治,设立府县议会等。以后日本的民生化进程基本上按照他的设想进行,直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立宪政治确立。大久保这套近代化方案,在实践上取得的成功是无庸置疑的。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基本上完成经济与政治的近代化,只用了22年。
大久保利通早年在岛津久光麾下推动公武合体运动,后转向反幕府立场,成功促成萨长同盟,并与岩仓具视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等改革,巩固新政府基础。历任参议、大藏卿后,于1871年以特命全权副使身份加入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归国后主张内治优先,驱逐主张“征韩”的参议,自任参议兼内务卿,掌握政权,推行地税改革、殖产兴业等重要政策。镇压旧士族叛乱(最终平定西南战争)。
人物评价
大久保的专制主义统治一直被人们所否定。但综观其一生,终不失为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他所推行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为伊藤博文等人继续发展下去,完成了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故日本的学术界把他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并称为“维新三杰”。(中国日报网 评)
大久保是个很有耐心的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总是沉默寡言,总是倾听别人说话。一旦他说‘没问题’,就一定会做到。他从不改变主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坚持到底。(省略)大久保看起来是个神秘而低调的人。(江森泰吉《大隈伯百话》 评)
艺术形象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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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纪念
大久保利通死后被追赠为右大臣、正二位,并举行了国葬。其安葬于东京港区的青山墓园。这座墓园规模宏大,园内有一座神社般的鸟居、一块立于龟形底座上的大型墓碑以及一座青铜纪念碑,这些都可视为墓园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纪念设施。
1888年(明治21年),在北白川义则宫家宅邸附近,靠近大久保利通受难之地(该宅邸于1890年捐赠给东京,并开发为清水谷公园;1965年更名为千代田区清水谷公园),竖立了由国务大臣三条实富撰写的大久保利通纪念碑。碑文写道:“大久保大人毕生奉献于国家,其功绩举世闻名。即便在他逝世多年之后,仍有许多人赞颂他的功绩。他的功绩已被史学家记录并铭刻于墓碑之上。此纪念碑亦旨在将这些功绩传承给后世。”这段碑文表达了对大久保功绩的敬意,以及将其传承给后世的愿望。
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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